前法官，现律师，他们究竟有什么不一样？
作者 / 毛姗姗
来源 / 智合法律新媒体
谈判桌前，董文涛胸有成竹，对方显然在一开始小看了这位长着娃娃脸的律师。
“盗版音乐APP”，此类案件走民事著作权侵权诉讼，会有两个后果：第一，一旦立案就会有成千上百个案件，第二，官司一定是一打要好几年，并且很难有一个较高的赔偿数额。几天前接到客户电话，董文涛权衡了各种方案的利弊，选择了一个大胆的尝试——“知识产权刑事自诉”。
根据经验，在上海法院施行知识产权“三合一”审判模式的背景下，知识产权庭也从未处理过知识产权的刑事自诉案件，就此类案件，很多地方尚处于法律的模糊状态，如知识产权刑事自诉如果原告撤诉或者在审判中和解了，被告的刑事责任是否能够免除等。
果然，法院在收到这个棘手的案件时，和原告做了沟通，被告收到消息，也很重视此案。处于利益考量，双方最终签下一揽子和解协议，以最高效的方式解决了客户问题。
董文涛，原上海市杨浦区知识产权庭法官，现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。曾经的法院办案标兵，现是中国30万律师大军中的一份子。与董文涛有着相似经历的还有现瀛东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、原上海市闸北区法院法官惠翔；现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律师、原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朱晓芳；以及现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牟菲等。
2015年前后，是媒体口中的“法官离职潮”高发期，主流媒体对此的关注更引起了部分法律人的恐慌，现今，依然有法官们辞职，而值得庆幸的是，这些法律圈内的人员流动终究不再成为“新闻”。那么，那些当初辞职的法官，现在过得还好吗？他们是否适应律师这个行业？他们又有哪些心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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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度大，时间长，却是自由的味道
晚上八点，当大雨中的人们都往家里赶，刚从法院开庭结束的董文涛，推开了办公室的门。泡了茶，刚准备润润工作了一天的嗓子，视线却被手机上的一条新闻推送惊住了——“震惊！XX电影涉嫌抄袭，主演女星霸气回应…….”
董文涛来不及皱眉，火速扫了下全文，就接到了客户来的紧急电话。
“好，我现在就过来。”
与客户的紧急会议开到凌晨两点，董文涛终于帮客户拟定好第二天要发布的声明。作为娱乐法律师，处理这种紧急公关事项，基本上是常态。
对董文涛而言，“律师工作比法官工作强度还要大。”即使在做法官期间，他本人曾获得两届上海法院法官办案标兵，在法官群体中已经可以被称为“劳模”。
这或许是好事，至少董文涛现在已经不会再为自己的“娃娃脸”容易让客户产生不信任感而担忧了，当律师两年多之后，他倒是少了些意气风发，却多了白发和疲惫。巨大的工作量让他不得不开始选择客户。
律师工作强度大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：第一，法官是相对单一的职业类别，在一段时间研究的是某专业领域的案件，而律师要和多部门的人打交道，需要转换多种角色和各类人沟通。换言之，在技能训练上比法官复杂得多。而工作的复杂性也加剧了工作的强度——你得去不断学习；第二，离开了旱涝保收的法官队伍，经济压力逼迫着想要更多收入的律师不得不多接案，多办案。
然而，即使这样，时间分配的自由仍让董文涛感到自在。“除了收到法院的传票需要开庭，其他时间都可以协调。”董说，“但解决一个又一个客户问题的‘忙’，较于每天在数不尽的案件材料中的‘忙’，来得更有成就感和掌控欲。”
在基层法院工作十多年的惠翔对此也深有感触。“我在法院的时候在房产庭，案子非常非常多，工作强度非常大，反而是现在，相比而言还有一些自己的时间。”惠翔说，“即使现在对于案件的思考哪怕是躺在床上、开车途中、咖啡馆里都未曾停止，但是这种自由支配和主动追寻的结果，反倒显得不那么（心）累。”
“现在就没有什么加班的概念了，除了见客户、开会要到所里，材料都可以在家里完成，也能够照顾家里的老人。时间能自由安排。”能有更多时间在家照顾老人，这也是朱晓芳，原上海市二中院12年执行庭法官，辞职的原因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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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师的压力和法官的压力哪个更大？
2017年以来，律师因为过度劳累，导致身体素质下降，多病、猝死等新闻络绎不绝。惠翔和朱晓芳经常被提问“律师的压力和法官的压力哪个更大？”事实上，这两者很难相提并论，因为压力的性质并不相同，甚至因人而异。做律师的压力源于案源和案件本身，案源直指生存问题。而有了案源，想着对客服负责，满足客户期望。客户多了，想着如何使得律师的时间更有价值，办理更高质量的案件。
“律师很多情况下要自己接案子，忙的时候，案子堆在一块儿，当然也会有青黄不接的时候，不会碰巧你办完一个案子正好下一个案子来的。”惠翔说，“案源压力之外，还有是客户对你的期望，你必须得比较巧妙地去推动案件的进程。否则，在法院案件甚多时，有时候法官认为这个案子非常复杂，他可能就会选择先办简单的案子，而把你案子放在一边。但是你对当事人是直接的，当事人的压力会直接传达到你身上。”
而法官的压力更多源于超出自己所能控制的范围，例如社会的评价，源源不断的案件依然还要保持审慎态度，容不得半点疏忽，甚至没有拒绝的权利。正因如此，在今天的法律人，更愿意承担自我选择的风险，更愿意承受自我意识下理性选择的后果。
除却案件质量本身的压力，律师们还有一种“痛并快乐着”的压力。
“
做律师就像是坐上列车，你很难停下来。你身在其中的时候可能注意不到，外人一看，这列车上的名字，叫“成长”。
对年轻一点的法律人而言，这种快车的节奏让人兴奋。“感觉自己每天都在学习，非常充实。”现德和衡律师事务所管理主任牟菲发现，自己在从事一部分管理岗位之后，对于业务反而有更大的促进作用，看问题更为全面。“我非常感谢德和衡给我的平台和机会，管理有时候是对你思维的全面提升，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你给客户提供业务的能力。”牟菲说，“律师这行业注定你不能躺着，潮水在推着你往前走。”
“心有所向，不畏路长。”这是前几天深夜，牟菲的朋友圈。
董文涛也有这样的感受，如果说法官是匠人，在一个领域内判过足够多的案件就能达到精深而专业，而律师不仅要有匠人素质，还需要有更综合的能力，沟通，协调，乃至理解商业具有“商人思维”，最直接的需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。而不断解决问题的成就感，让董文涛觉得很过瘾。
“律师始终要不断的思考，我下一个客户在哪里，下一块蓝海在哪里，要不断地做品牌，做产品。每天都有新的东西出现，这个行业一个月不学习，你马上就落后了。”惠翔说。
“在执行庭12年，各种类型的案件都碰到过，都已经滚瓜烂熟了，没有什么成长了。学了其他领域也难以用到，但律师行业不一样。”朱晓芳说。
如果说法院的成长，更是一种主动学习，对于业务精进的个人自我要求，但是对于律师，这个市场化的职业下，潮水推着你往前走，你一停，就被淹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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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官律师如何思考？
朱晓芳说，“法官当久了，很常见的一个特点是拿到案子就想，我是法官我会怎么判。当然作为律师必须要把握案情的走向，这并没有坏处，但也可能忽视当事人的感受和想法。所幸我这方面学习得比较快。”
在做法官的时候，往往面前已经有现成的证据材料和案件事实，而做律师，却要如带孩子般将一个事件从无到有转化成案件事实和证据材料。这是在转型期的律师可能会遇到的难题。
“在开始接一些案子的时候，会根据法官思维认为这个案子当事人肯定败诉，因而选择不接或认为不值得做。但事实上，还是要跟当事人、客户充分沟通，在释明风险的前提下，为客户解决问题。因为很多时候当事人自己也非常清楚输赢，他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，但他需要表达一种诉求。”惠翔说。
在董文涛眼里，“专业领域的法官如知识产权法官，通常比知识产权律师在法律上更为精深，因为同一个领域的案件，会不停地出现。但知识产权律师要接触不同类型的案件，在广度上更胜。”
“最好律师是能够充分预测法官对于案件走向的判断，充分了解法官在想什么的律师。”董文涛补充道。
不知道是否是巧合，朱晓芳、惠翔、董文涛在法院期间都有写作的习惯，前者会写她感兴趣的法律影评和实务文章，后者热衷事实热点的法律分析，做律师期间，仍然保留这种习惯。他们不在办案子，就在写案子。
几天前，董文涛参加一个论坛，他发言之后，有位法官跟他说了一句话：“你和其他律师毕竟还是不一样的。”
多年的法官职业生涯，已经不由分说地在董文涛们的生命中打下了烙印，他们可能更具学者气息，更在意于法律本身，更少些世事的圆滑。但谁敢说，这不是一个法律共同体更好的方向呢。
潮水的方向，有自由的味道，有被推着走的成长，和那拼劲全力后的满足。
责编/Albert 编辑/Angie 分类/原创